对川菜形成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水（我在往期专栏《盘子里的风水》中曾详述水系和菜系的关联），特别是都江堰的修成和井盐的开采。盐为百味之首，调味中咸是最难的。川地这点上得天独厚。汉武帝刘彻的外交官张骞出使西域后，引进了胡瓜（黄瓜）、胡桃（核桃）、石榴、胡蒜（大蒜）、大豆等，为川菜的进一步丰富做了充分准备。
三国时期，刘备据有西蜀，相对稳定，成都的豪商显贵，很注重饮食，也有力地推动了川菜的发展。由于四川的地理、气候原因，当时的川地饮食就很注重鱼和肉的烹制，并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。曹操在《四时食制》中就曾记载：“郫县子鱼，黄鳞赤尾，出稻田，可以为酱”。黄鱼“大数百斤，骨软可食，出江阳（现在的泸州）、犍为。”还记录了“蒸鲇（清蒸鲶鱼）”的菜式。
从现在的资料看，古代川菜一直到唐宋还是非常兴旺的，并给很多外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杜甫曾说：“蜀酒浓无敌，江鱼美可求”。陆游长期在四川为官，当地美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离开四川后一直念念不忘：“东来坐阅七寒暑，未尝举箸忘吾蜀”。在《剑南诗稿》中，谈到四川饮食的诗作达50多首。
古代川菜的形成得益于川地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形势，但也曾毁于战乱。特别是宋代，蒙古绕道西南灭了北宋，四川受到严重破坏，人口锐减。明末又有张献忠的残暴统治，人口达到历史低点。在清初川地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“茫茫如天地初开”的荒蛮景象。川菜也奄奄一息了。
它的重新振兴是清初施行优惠的移民政策。“湖广填四川”，人口汇集，经济恢复，各种口味杂糅，到清末达到鼎盛，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川菜系。
这里补充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认为是“川菜灵魂”的郫县豆瓣的发明者，他就是一位从福建入川的陈姓移民，他在途中随身携带赖以充饥的胡豆受四川盆地潮气影响，发霉，但舍不得扔掉，便把发霉的胡豆放在田埂上晾晒，又以鲜海椒伴着食用，发现非常味美，成为日后郫县豆瓣的起源。这个故事详情已经不可考证，但有两点非常重要，豆瓣和辣椒都出现了。
到了18世纪中后叶，四川人口鼎盛，筵宴之风非常盛行。成都和重庆都出现了一大批专门承担筵席的“包席馆”，这些包席馆的出现对川菜系的最终形成和定型是决定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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