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上，多领域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似无关，却基本与农业组织化程度低、产业集约化程度低紧密联系。鸡肉抗生素超标，是因为农户养殖过程中滥用抗生素和违禁药物；掺假羊肉横行，是因为源头生产加工企业违规添加未经检疫的其他肉品，最终消费者遭受商业欺诈之苦；奶制品黄曲霉毒素超标，是因为源头对饲料的安全疏于控制……
而目前我国农产品源头的现状是：散养散种比例在６０％以上；食品行业集约化程度太低，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占比不足两成；低价竞争带来高密度的种植和养殖，源头滥用抗生素或农药。
“种养殖环节的薄弱，还会成为未来食品安全问题的‘重灾区’。”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说，源头治理是“事半功倍”，能在监管力量有限时“做最多的事”，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监管思路。
投入稳增 补齐基层“短板”
张高丽指出，要建立食品安全投入稳定增长机制，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倾斜。这意味着，不仅职能进行了调整，未来监管机构的设置也会加强基层力量的建设，消灭看不见的“死角”。
基层一直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最短的一块“木板”。据媒体报道，国务院食安办的统计显示，目前，我国获得生产经营许可的食品生产企业１２．３万家，食品经营主体５７６．７万家，餐饮单位２４３万家，此外还有２亿多户农牧渔民和难以计数的食品小作坊、小摊贩。而全国各级食品安全专职监管人员约１０．７万人，平均每２人要监管２００多个食品生产经营主体。
“一边是每天有上千人就餐的大饭店，一边是只有三五十人消费的路边摊，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风险更高的前者上。”一位基层的食品监管人员无奈地说，基层力量薄弱，容易导致出现“漏网之鱼”。
事实上，在过去，基层工商所的强大力量成为流通环节食品监管的“中流砥柱”之一。未来机构改革后，食药监局如何让基层“有腿走路”，是难点也是亮点。
上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阎祖强说，上海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方案中，已经明确将建立２０９个食药监所，将监管职能延伸到基层，做到所有街镇全覆盖。小到路边摊，大到商场超市企业，食药监所都能直接监管，共担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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